谈及中国的生育问题，大家通常首先会想到生育率的降低，年轻人对于婚姻与生育的 reluctance，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成效有限。虽然这些话题不可避免，但还有一个同样亟待关注的问题正在悄然浮现：出生人口本已在下降，而剩余的孩子中男女性别比例亦长期失衡。目前，中国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约3300万。这种性别失衡在乡村地区尤为明显，因为年轻女性往往外出城市务工并寻找伴侣，导致全国涌现出众多“光棍村”。在陕西省的一个小村庄，68岁的辛师傅为他32岁儿子的婚事而担忧，已经寄希望于村里的媒人。村庄中的年轻居民普遍在二十多岁时就结婚，然而，辛师傅的儿子却被周围人视为“大龄剩男”。媒人逐家逐户地了解适婚女性的情况，根据男方的经济条件、职业、收入以及外貌进行匹配。然而，近年说亲的难度越来越大，许多媒人手中男性候选人一长串，然而适龄女性却屈指可数。女性的稀缺使得她们在婚配市场上的话语权大为增强，彩礼水涨船高，条件也愈加苛刻——男方通常需要在县城或更高级别的城市拥有房子和车子，否则连见面的机会都难以获得。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，这样的要求几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南下海南岛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岛屿，但偏远山区的居民属于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，其中未婚男子的比例格外高。57岁的亚加与他的四个侄子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家离最近的城镇有20公里山路。年轻时，亚加也曾有过恋情，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艰辛，他早已放弃成家的念头。由于缺少女性进行日常家务的照料，他们只能自己买午餐、轮流洗衣、共同下厨，日复一日维持着缺失一角的生活。

这种现状的成因，离不开过去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。从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，直到2015年才正式结束。许多受到“重男轻女”观念影响的家庭，在能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，进行了性别选择。经过数十年的积累，出生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范围，为现在的婚配困境埋下了隐患。国际上认定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应在103到107之间，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03至107个男婴，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一度飙升至接近120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2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1.1，虽然比十多年前有所回落，但仍显著高于正常水平。表面上看，似乎男孩只是多了几个，但这种偏差如果长年累积，不仅影响某个家庭，而是波及到整整一代的婚恋结构。根据人口结构的预测，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，未来三十年内，中国将有近3000万适龄男性可能面临婚配难的问题。3000万，这个数字在任何统计中都是不可小觑的。他们需要就业、生存、养老，也有正常的情感和婚恋需求。然而，婚姻从来不是单方愿望就能搭建起来的。长期以来同龄男性远多于女性，必然会使部分人被挤出婚恋市场。最受苦的往往是那些经济条件差、居住偏远地区和个人竞争力有限的男性，例如亚加和辛师傅的儿子。值得思考的是，如今孩子都不愿多生，出生性别比却仍未完全恢复正常。

许多人认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。然而，现实远比想象中的复杂，观念并不会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自动消失。虽然不少家庭表面上不再强调生男孩的重要性，但在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刻，传统偏好仍有可能潜藏在心底。过去因生育受到严格限制，家庭选择的空间变小，但随着政策逐渐放松，一些潜在的男孩偏好又在生育决策中重新显现。现如今，多数家庭计划只生一两个孩子，孩子少了，反倒使得一些人愈加关注孩子的性别。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能够通过境外验血等手段来判别胎儿性别，社会上曾经形成的一些灰色产业链亦是反映。

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个别家庭存在性别偏好，而是当这种偏好被经济能力和技术手段放大后，个体的选择可以逐渐积累并影响整个社会，进而扭曲一代人的人口结构。性别失衡带来的压力并不需要等到三十年后才会显现。现在很多地方的婚恋成本已高得离谱，农村家庭为了让儿子娶妻，彩礼、婚房、婚宴等花费轻松就能突破百万元。这对于普通收入家庭而言，不仅是拿出一笔储蓄那么简单，可能意味着耗尽两代人的积蓄，甚至背负数年的贷款。“养儿防老”变成了“养儿掏空”——父母辛苦把孩子抚养长大，供完学，还得在儿子结婚时再次拿出一大笔钱，甚至借债购房办婚礼。婚事一办，父母的养老钱也所剩无几。婚恋市场的另一端也在发生变化。年轻的离异女性重新回到市场时通常不乏选择，收入和教育条件良好的大龄女性在城市里仍然有很大的余地。而真正被挤压的，正是那些经济条件较低、学历有限、生活在偏远乡村的男性。过去人们讨论年轻人不愿结婚时，往往简化为“思想变了”。这种思想变化固然存在，但根源问题却依然复杂。